百年潮丨陈伯达后事处理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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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

陈伯达后事处理始末作者：王文耀、王保春晚年陈伯达

陈伯达突然去世

年9月0日，是一个阴雨天。忙了一天的王保春拖着疲惫的身子下班回家，到家休息了片刻，刚拿起碗吃饭，突然电话铃响了，他放下碗去接电话，听对方说完，他放下“怎么会呢？”老伴忙问怎么回事，他说了几句。老伴说：“那你和文耀快去看看吧！”王文耀也正在吃饭。保春一进门就急匆匆地说：“告诉你，陈老头去世了……”文耀一怔，忙问是何时去世的。保春说：“是公安局的老萧刚来电话说的。不巧的是晓农今天上午去石家庄看他母亲去了，只有兰华在家。怎么这样突然，上个星期咱们去看他时，他身体、精神还挺好的。你快吃饭，完了咱们去一下。”文耀说：“不吃了，咱们走吧。”我们俩一路紧着骑车，7时半到了陈的住处，见到了陈的儿媳妇兰华和孩子。兰华把孩子支到另一屋子，哭着述说了老人去世的情况。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头天晚上落了秋雨，早上很冷。晓农走前，去陈屋里看过几次，想告别一下，可每次见陈睡得好好的，不忍叫醒他，便把刚找出的毛裤放在陈的床前椅子上，就出门走了。陈起床后即连声说冷，一边问：晓农走了吗？兰华说：他走了，他去您屋里几次，见您睡着，就没叫醒您。中午吃饭时，陈在过厅吃，兰华和孩子在有电视的屋里吃，忽听到过厅传出盘子和碗的碰撞声，接着咚的一声，兰华赶紧过去，只见陈坐在椅子上，头歪在墙壁上，嘴里吐出食物，脸和嘴唇都发紫。兰华扶起陈的头，大声喊他，同时让孩子叫对门老萧。老萧过来给老人嘴里塞了救心丸，又赶紧找社区卫生站的大夫，医院的大夫，并通知了陈现在的单位北京市文史馆，随后又打长途电话给石家庄的晓农。卫生站的大夫来后，看老人还有微弱的脉搏，正准备打葡萄糖针，医院的陈大夫和徐大夫赶来了。陈大夫给老人量血压，已经没有血压了，再翻开眼皮一看，瞳孔已经放大。陈大夫说没有救了，准备后事吧。兰华说，她当时失声痛哭，不知所措，在场的医院的党委书记、公安局的萧键同志、住地派出所长等人，共同商量决定，先将老人送到医院太平间，待晓农回来商量办后事。随后大家冒着淅淅沥沥的雨水，将陈的遗体抬下楼，送上了车。我们听了兰华的讲述之后，又去住在对门的公安局萧键同志家中，听他说了抢救陈的过程（他和兰华讲述相同）。当天晚上8点15分，我们离开了陈宅。将陈伯达去世情况告知领导同志因当初是中央书记处的领导同志代表中央让我们与陈伯达联系的，现在陈已经去世了，我们认为应及时告诉有关领导，因此我俩蹬车直奔领导同志家。到了这位领导同志的家，已是晚上9点钟了，他正在看电视，见我们这样晚了来，有些诧异。当我们将陈去世的事告诉他后，他半晌没说话。待了片刻，他慢声地问我们：陈伯达今年多大岁数了？我们答：85岁了。他说：他什么时间出的院？我们说：医院。他说：从84年我不与你们联系之后，他还写了些东西吧？我们说：可能写了些东西，都不是经过我们的手，而是从公安局那边送过几篇，不知写了些什么。他转了话题说：告诉晓农，处理后事，不要提什么要求，应听从组织上的安排。骨灰看放在惠安（陈的家乡是福建惠安）还是什么地方？家属可斟酌一下。家属都应通知到。刘叔宴和他正式离婚了吧？刘生了两个孩子吧？我们说：是陈伯达在刘叔宴提出离婚后自己写的离婚书，当时曾给杨得志同志看过，还给周总理看过，不知算不算数。刘生了女儿岭梅和儿子小弟。小弟在陈伯达倒台后，与保姆一起被关到卫戍区将近三年，受了惊吓，不敢再与陈联系。领导同志还问到陈的经济状况。我们说：陈刑满后的月生活费是50元。陈年以后的稿费，过去都捐给科学院图书馆了，58年以前的稿费除了买书用掉的，还有两万多。听晓农说，这些稿费85年已发还了。这些钱加累计的利息，分给了刘和陈及子女，但小弟没要，让给了晓农。晓农工资低，兰华为照顾陈，又留职停薪几年，经济较拮据，发还稿费就好过些，只是陈仍不改买书的习惯，不停地让晓农给他买书，用去一些钱。领导同志还问道：陈伯达那里收集了些自己的著作没有？我们说：没有几篇，他原来的书，连同他自己的著作，年抄家后一直没有发还。领导同志说：他在延安时写的《评“中国之命运”》《窃国大盗袁世凯》《人民公敌蒋介石》《中国四大家族》等几本书，不知道他那里有没有？他的《论谭嗣同》对我的印象很深。我们说：他一直想要这几本书，可是原有的书未发还，这几本书现在市场上又买不到，一般图书馆也不让借阅。我们只好从中央书记处政研室的图书馆给他借了几本，是批陈整风时编辑的，年印刷的，书名叫《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反动言论集》，是从全国各地收集的他在解放前的著作，大约编了0多个分册，是供大批判用的。我们借出了很少几册。陈看了目录以后很高兴。他说自己都收集不了这么全。领导同志说：在延安写的怎么能说是反动言论？就是在白区写的也不能说成是反动言论呀！谈了大约一小时，我们就离开了。丧事的筹办自从9月0日陈伯达去世后，天气一直很冷，阴雨不断。陈晓农说文史馆（陈伯达服刑期满以后，人事关系由公安局转到了北京市文史馆）告诉他要在国庆节前火化，决定9月8日在八宝山殡仪馆进行遗体告别，一切要从简，现场不挂横幅，用陈健相的名字举办，交通工具给提供一辆面包车。文史馆有一人兼管办理此事，可是晓农去找此人商量如何办理时，没有找到。时间很紧，晓农和他的妹妹不知如何操办。在此情况下，我们俩约晓农一起研究办理他父亲的丧事。5日在保春家中，几个人按照文史馆向晓农交代的精神，商量决定：1、口头通知过去在工作上接近过陈的几位同志，自愿参加；、准备一张遗像照片；3、老人的外衣，可从旧衣中找件比较新一点的中山服：4、送花圈、挽联的署名按文史馆的要求署陈年轻时用的名字陈健相。大家商量之后，马上分头准备。保春负责将陈的死讯通知住在附近的一些同志，告诉他们遗体告别的时间和集合地点。陈伯达平时不喜照像，旧的照片年抄家后没退还，新建的家里又无照片，晓农就到我们俩家里找，仍没找到一张能用的，只好让王文耀懂摄影的儿子王东升采取技术措施，从现有的合影照片上剪出一张加以放大。文耀和爱人郝志敏在求是杂志社技工班老工人贺万钧、曹永和的帮助下，拼配修理了个旧像框，随即赶到陈家帮晓农装好遗像，并帮他准备了其他事项，夜里10时许才返回家。遗体告别9月8日早上，最先来到八宝山的文耀、志敏和露菲打听到指定的告别室，是八宝山殡仪馆西边旁门内，编号第一的告别室，面积约有一问教室大小。前边一位告别仪式正在举行，待他们举行完了之后，我们开始整理场地，这时北京市文史馆的人也来了。陈的遗体由晓农一家和王东升护送到了之后，推到化妆室里排队。由于前边排队待化妆的遗体不少，中新社的耿军和冰心老人的外孙陈钢有些着急，就在那位化妆师的耳边小声的说了陈的名字，那位化妆师没有说话，马上提前认真细心给陈面部作了修饰，在修饰时由于枕头太低不好操作，在场的老干部姚黎民同志当即将自己身上穿的棉背心脱下，让垫在陈的头下。遗体修饰完后，耿军和陈钢帮着晓农到院子里找了两块合适的砖头，垫到陈的枕头下，换下了姚老的棉背心。陈穿着他过去常穿的驼色的旧中山服装，平躺在鲜花丛中，身上盖着白布单，四周摆放着他的二十多个生前好友送的花圈，还有北京市文史馆送的花圈，花圈的白色带子上都写着：“悼念陈健相先生”。刘叔宴因病没有来，她委托晓农专送一个花圈，让晓农写上“健相安息”四个字。晓农一家和岭梅送的花圈上写着：“亲爱的爸爸安息吧”。遗像上方的横幅位子空着，室外人望去不知是与何人告别。告别室内气氛肃穆，人们都眼含泪水低声啜泣，当长年照顾老人的儿媳兰华节制不住，失声痛哭时，全场一片恸哭声。白发苍苍的史立德同志和拄着拐杖赶来的张楠、王拓等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老同志缓慢地走在前面，向陈的遗体告别后，走到花圈跟前同陈的家属晓农、岭梅、兰华及陈的孙子握手表示慰问。洪禹、姚黎民、马关、史凤歧等几位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露菲同志和我们俩，以及李景如、郝志敏等十来位曾接近过陈的同志，还有北京市文史馆的同志等，北京市公安局的几位同志和医院的大夫，也都分别缓慢走过陈的遗体，向陈的家属表示慰问。参加遗体告别的人中，有的我们过去并不认识。如走在最前面的史立德同志，他不知从何处听到消息，就自己来了，并在留名册上签了名。年他去世后，我们从当年1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的吕正操同志悼念他的文章中才知，他是“一·二九”运动的学生领袖，曾任中国大学学生会主席、北平学联主席，抗日战争中是冀中抗日根据地的领导人之一。洪禹同志原准备与爱人叶茵一起来，因叶茵病重，只能自己来。洪禹告诉晓农，他在延安抢救运动中被错当特务受审查时，是陈伯达向毛泽东转交了他的申诉信，并促毛亲自写了回信，才使他和一大批受审查的人都得到解脱的。毛泽东的这封回信已被收进《毛泽东书信选集》中。洪禹郑重地代叶茵在留名册上签了名。洪禹同志年6月去世，同年7月31日的《中国改革报》刊有悼念他的文章。还有三位远在外地的老同志，听到陈伯达的死讯，打来长途电话，托他们认识的同志代他们在留名册上签名，并给陈晓农发了唁电。告别后，陈的遗体在他的儿女和原接近他的工作人员的护送下，缓缓地从告别室送到火化炉旁，排队等待火化。告别仪式结束后，我们和一位帮助办理此事的同志谈及陈伯达，他讲，医院大夫问他怎么看陈，他答道：“我认为陈有功有过，功、过分开，他还是做了不少事的。”说完他极小声地对我们耳语道：“大夫对我讲，陈老对毛泽东、周总理和共产党，有很深的感情呀！”告别仪式中，姚黎民同志自带相机照了相，他流着泪把陈送至火化炉旁。他叹了口气对我们说：“就这样完了!他是中国的一个文化大名人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就是他参与起草的呀!今年是建国四十周年了，而他就这样走了。”陈伯达去世之后，年9月9日美国之音和英国的BBC电台就进行了报道，不知他们的消息是从哪里得知的。10月1日北京日报第二版发了一条消息：“陈伯达因病去世。新华社北京9月30日电，本社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陈伯达已于9月0日因心肌梗塞在他的家中去世。85岁的陈伯达于去年十月刑满释放。”几天后，陈晓农和张兰华在王东升陪同下，到殡仪馆领取了陈伯达的骨灰，将骨灰安放到八宝山附近普通老百姓存放骨灰的老山骨灰堂。因老山骨灰堂规定存放期不能超过三年，年陈晓农一家将陈伯达的骨灰带回了福建惠安老家。

晚年陈伯达

延伸阅读

陈伯达假释以后

作者：王文耀　王保春

年陈伯达假释之后，医院治病。当时，陈的家已不存在。假释以后谁来安排他的生活，怎么联系，就成了问题。他的妻子在“文革”中闹离婚，被送往山东“疗养”去了；大儿子已经自杀身亡；次子先插队内蒙古，后去河北省当工人；女儿去南方当工人；小儿子由保姆领走了。公安机关在北京不知找何人与陈联系较为合适。

　　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领导同志想到我们两人曾在陈伯达那儿工作过，便把与陈联系的事情交代给了我们。我们很不情愿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特殊使命

　　 　　年7月10日（星期五）下午5时15分，中国社会科学院办公室的同志来电话，告诉王文耀说，中央领导同志约王文耀和王保春下星期一晚上7时见面，有事，并且让一定告诉两人一起去。

　　7月13日（星期一）晚7时，我们见到领导同志，互相寒暄了几句，转到了正题。领导同志态度严肃地说：党中央委托我找你们来，是让你们去看陈伯达，向他转达中央有关他的问题的几点指示精神。在“文革”中，他是有很多罪行的。但是中央考虑到他过去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同时“文革”中他虽然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但是大量的坏事是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他们干的。有些坏事他是知道的，有些他不一定知道，就是他知道了，想管也管不了，他们也不听他的。这些中央是知道的。所以在起诉书中只列举了他几件主要的罪行，判决时也只是根据这几件判决的，与其他几个人有所区别。这一点他应该看得出来。他接着说：陈伯达过去给中央写的东西，有些是好的，但多数是为自己的罪行解释和开脱的。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许多同志要求在决议中点他的名，中央为此做了说服工作，才没有点他的名。所以他要端正思想，正确对待中央的宽大，不要再在一些细节问题上为自己辩解了。

　　他讲到这里，脸色更加严肃，语气更加严厉地说：如果他再为自己辩解、开脱，还要再纠缠这个怎么样、那个怎么样，你们就严厉地批评他，不要客气！停了片刻，他平静下来接着说：告诉陈伯达，他现在的主要任务是，集中精力把身体搞好，要养好身体，治好病。等病治好以后，可以给他创造一个条件，住下来看看书。他那里没书，可以提出书名帮助他借。他可以研究些问题，如哲学方面他比较熟悉，写写东西，还是可以为党、为人民再做些事情的。并且关切地说：现在家属按规定时间去看，以后家人看望的次数可以多一些，这些也给他的孩子们讲。你们可以写封信告诉晓农（陈伯达的次子），也可以给陈伯达说说。你们今后有时间可以常去看看他，做做他的工作，他有些合理的要求，也可以提出来告诉我转告中央。

　　领导同志最后对我们说：我交给你们这个任务，回去后可以告诉你们单位的党委书记，也可以告诉《红旗》杂志社的党委书记。不必细说。谈话即将结束时，他说：你们在这个星期之内就可以去看看他。如何去可找我的秘书，让他和公安部给你们联系。你们和他谈了之后再来告诉我。今天找你们来就谈这件事。再说一遍，不要怕受牵连，有事找我。

　　领导同志和我们说了约一个多小时，晚上8时许我们领受这个特殊使命离开了他的住所。

　　久别重逢

　　 　　年7月15日上午8时30分，我们与公安部的王申处长约好，在公安部的大门前集合，乘坐一辆医院。在这样炎热的夏天，我们身负重要使命，去看这样一位久别11年的老上级、老熟人，心情确实有点复杂。既然是老同事久别重逢，带点什么去呢？我俩商量，买个西瓜吧。这样我们抱着个大西瓜上车了。

　　汽车在宽敞的长安街上飞速地向西奔去。三个人在车里没有多少话说，我们在想着见到陈说什么，如果他为自己辩解我们怎么应付，怎样控制自己的感情，防止失态。脑子里不断地在梳理着中央的精神如何传达……不知不觉很快到了复医院。

　　汽车直开进院内，下车后上了二楼。王申向一位男护士作了简单介绍之后，男护士先向一间病房走去，随后我们也跟去。陈从房门走了出来，走得很慢，几乎是双脚蹭地弓腰往前挪。他穿着一套宽大、极不合体的白底蓝条住院服，头发、眉毛、胡子都又白又长，两眼发呆，脸色苍白，人瘦成大脑壳尖下巴，与十几年前判若两人。我们都不敢认了。

　　王申望着前方对我们说，他来了。保春走在前面和陈在屋门口面面相对。王申向陈伯达介绍我们。他说：王保春、王文耀来看你来了，你们十几年不见了。

　　陈伯达：噢噢！两眼直愣愣地望着我们。

　　王保春说：你还认识我吗？

　　陈伯达说：噢，你看我！认识，认识，王保春！

　　保春便侧身指着身后的文耀问陈：你看他是谁？

　　陈伯达说：哎哟，王文耀嘛！认识，王文耀。

　　陈伯达高兴地笑着，紧拉着我们的手。我们搀他进屋坐下。王申趁我们说话之机，给我们倒了三杯水。

　　陈伯达问我们：你们还好吧？

　　我们俩说：我们都很好。

　　王申倒完水告别说：你们谈吧。

　　陈伯达望着王申说：噢，好好。

　　王申和男护士走出去，给我们关上了房门，室内就剩我们三个人了。这时我们仔细环顾四周，屋子不大，光线也不太好，三面是墙，门朝东开，西墙有两个窗户，装着窗式空调器，但没有启动。这更提醒我们讲话时注意分寸。

　　保春说：我们十几年不见了。

　　陈伯达说：是呀！11年了。你们……

　　保春说：我们被关了五年。

　　陈伯达说：噢，你们也被关了！关在什么地方？

　　保春说：关在政法干校，后来关在丰台。

　　王文耀说：我是先关在政法干校，林彪事件后关在大兴县团河农场。

　　陈伯达听后转身紧握住我们俩的手，他的手激动地颤抖着，嘴里不停地说：我很对不起你们，对不起你们的家里人，还有和我过去有联系的人，他们都受牵连了吧？我对不起他们！你们都吃苦了……陈哭了。

　　我们俩说：快不要这样说……

　　平静下来之后，陈问我们：你们现在在哪儿？

　　我们说：在社科院出版社。

　　陈伯达说：噢，对了，晓农说过。他来看我，我问起过你们，他说你们在搞出版工作。

　　保春说：我们被关了五年，年被放出来，年才分配工作。这中间很不顺利呀。

　　久别重逢，互相要说的话太多了，但不是地方，我们心里时刻记着自己的使命。文耀向保春使了个眼色，我们都郑重起来，对陈说：我们是受中央的委托，来向你传达中央的指示精神的。接着，保春同志讲了归纳为几条的中央指示精神，文耀作了些补充。

　　陈伯达听了中央对他的宽大政策后，情绪很激动，他流泪了。他表示：我是有罪责的人，我非常感谢党对我的宽大，我对不起许多同志……

　　大谈国家事

　　 　　传达完中央的指示精神，大家轻松下来。我们切开了带来的西瓜，陈伯达很高兴地说，我好久没有吃这样的西瓜了。我们说，那你就多吃点！以后我们再来看你时多带些。

大家边吃边聊，他谈生活、人际上的事较少，一开口话题就转到国家的事上去了。他说：最近我从报纸上看到社会上一些强奸、抢劫犯罪很多，而且大部分都是青年人。这使我想到一个问题。中国人口多，现在提倡计划生育我赞成，恩格斯也说过计划生育。但是人已经生出来了，就要解决就业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说过，资本主义是延长工作时间，增加劳动量，把工人当牛马。而社会主义是逐步减少劳动时间，剩下来的时间搞学习和其他。马克思这些话，使我想到30年代我在苏联学习时期，那时苏联刚打完内战，人民生活并不好，是很苦的，社会上什么都买不到。当时斯大林实行七小时工作制，社会秩序也还不错，就那样艰苦，大家都坚持下来了，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我相信我们的生活比他们那时好多了，我想我们是不是可以实行七小时工作制？我看可以试试嘛，以后还可以减到六小时工作制，有计划地搞。这样年轻人有了职业，有工作、有学习、有奔头了。这个办法可以考虑考虑。年轻人没事做，晃晃荡荡，犯了罪光杀不行，我不是不主张杀，杀少数可以，杀多了不行，他不怕了。年我在天津作调查，除调查工业外，还到不少工人家中作调查，他们有的住楼房，有的住窝棚，是解放后搭的窝棚，一排排很整齐。我问过很多家属，他们全家都有职业，能工作的都就了业，这是普遍的。每人薪水虽然低，但全家合起来就多了。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就业多了，薪水不一定多，这样大家都有工作，社会也安定。这点我过去向毛主席汇报过。我觉得这点很重要，所以特别给你们讲。给他们（指看守人员）讲怕碰钉子。搞街道集体所有制，我不反对，但还是不能完全解决就业问题。缩短工作时间马克思是在《资本论》第一卷里讲过。我觉得社会主义有两种必要劳动，一种是生活必需，再就是留下来的资金，不叫剩余价值，也叫必要劳动。这个对工人说是可以说得通的。

　　谈到历史问题，陈伯达说：对人的问题要慎重，包括马克思在对人的问题上，都是犯过错误的。这个在审判我时我都讲过。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讲纪念威廉·沃尔弗都是说这个问题，说犯了错误。马克思曾经借过一个叫威廉·沃尔弗的人的一本《西班牙的文法》，这个人向马克思要这本书，马克思不知放到哪儿了，怎么也找不到，那人就说马克思把书给卖了。马克思全家都非常气愤。那人又去找恩格斯，恩格斯介绍他去当教员。马克思对恩格斯很生气，说自从那个人去你那儿以后，你就不到我这儿来了。这样折磨了一两年，后来恩格斯写信问他好。这个教员是个光棍汉，他有很多钱，临死前他除了还债务外，把所有的钱全部给了马克思。马克思的第一部大著作就是纪念这个人的。所以人是会误会的。历史问题应有个历史的态度。“文革”我的思想一点准备也没有。当然，“文革”我是有很大责任的，是有罪责的。一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江青的《纪要》，她给我看后，里面有些观点是我提的。那时候我正在学习《共产党宣言》。后来毛主席批了，批的什么，我到天津才看到铅印稿。

　　当我们劝他不要再对一些细节问题上纠缠时，陈伯达说：你们告诉中央同志“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提法，我是根据列宁在共产国际的讲话里说过“先进的苏维埃制度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而提出的。“四人帮”一直抓住我这个问题不放。历史问题我不想多谈，你犯了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让大家批判，批过头也没有关系。但是，当我看到报纸上对我批过了头，也忍不住总要辩解几句。

　　陈伯达说：江青这个人太坏了，我为什么被赶出中南海，她实际的目的是不要我接近毛主席。她欺骗毛主席，后来我就不能随便去主席那儿了。

　　我们说这次六中全会上很多同志提出要在决议中点他的名，而中央做了说服工作，才没有点他的名时，陈伯达说：我得罪了那么多人，人家怎么能不反对呢，我看到社论中点我的名时，我也想过，决议没有点我的名，是不是有人有意见，说对我太宽大了，所以再点一下。这也没有什么。

　　在谈到我们都熟悉的一位领导同志时，陈伯达说：世界上的事物都是新陈代谢的。我希望他要小心谨慎，他这个人还是小心谨慎的。我是不小心谨慎的。小心谨慎是客观的，马克思说这样才是科学的。恩格斯是很谨慎的，有人让他写个自白，他写了个“一无所有”。

　　陈伯达说：毛主席年从苏联回来，对苏联很不满意，说：“无非是多几块钢铁，算什么！”就搞起大炼钢铁来。这就是他回来以后，掉以轻心，科学是不能掉以轻心的。写在纸上可以改，正在做的事情可以改，当然人死了就不能改了。我说这话不会错吧？小心谨慎是普遍能用的，包括马克思、毛主席。

　　我们说，你可以看看书，研究些问题，写点东西。陈伯达说：我这里《马恩全集》6卷第3册少了一本，是否能找一本来。他说：我谢谢你们来看我，谢谢中央领导同志。你们告诉党，我唯一的要求就是想做点事，写一些东西。

　　他表情迫切地说：全世界就有一本恩格斯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国的老工人都快要死光了，为了教育后代，我想写一本解放前的工人状况，对于教育后代是有好处的。不能“数典忘祖”哇。当然就我一个人不行，得要有几个人，把解放前的工人阶级的遭遇记录下来，这个工作我是很愿意做的。年我先后在上海、天津、常州作过一些经济调查，常州那里有不少先进的东西，报上怎么没见报道。对这些我很有兴趣，想继续做下去。总之，要做的事情很多很多，我现在想到的就是有中国历史问题、中国文艺问题。这是我看了鲁迅的小说史时对我有点启发，想写一两本小说的历史。唉，想到这些我就着急！

　　我们劝他要养好身体，治好病。陈伯达说：我的腿看起来就这个样子了，病再治也就这样了，我现在已经77岁了，剩下也没有几年了。

　　我们对他说，以后孩子来看你的次数要多一些了。

　　陈伯达说：小孩子不一定多来看我。

　　我们说：我们不止看你一次，以后有机会还会常来看你的。

　　陈伯达高兴地说：那好，那好哇！

　　我们问他还有什么要求时，他提出：上回查我的财产时，说我家里有两万多块钱。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有那么多钱，他们问我怎么处理，我说送给《红旗》算了。不知给了没有。如果可能的话，给我一百块钱，我想吃点水果，因为我大便不好。大便不出来，人很难受。如果已经交给《红旗》就算了。还有我家里有一副带色的水晶石眼镜，是范若愚同志的，还给他。

　　老熟人见面显得时间过得特别快，不知不觉两个小时过去，已经到了十一点半，我们不得不握手告别。

　　这是我们受组织委托第一次和陈见面和谈话的情况。后来，医院医院，我们第二次去看他，为他借钱买了钢笔、墨水、稿纸以及鞋、袜等生活用品。这里的条件虽然较前好些，但身边无人照应。

我们建议公安部门将曾在陈身边工作过、已退休回老家的李玉元同志从河北省完县调来暂时照料他。后来我们又协助公安机关在一个居民小区给陈安了个家。他用自己仅有的元生活费订阅大量的报刊，他让我们为他借阅许多图书资料。我们工作忙，时间有限，不能常去他那儿，便建议组织上将他的儿子陈晓农从河北省调来北京和陈住在一起。我们也在过年过节时看望他，他有事也随时找我们去谈谈。我们随时将他的情况、要求向中央反映，上边有什么指示，我们也随时向他传达，件件都按中央的意图去做。在这期间，我们向中央转送了他写的长短文章3篇。

　　一开始我们谈到，接受这个任务，我们并不情愿。在年7月当中央领导同志与我们谈话交代任务时，我们对他说，正因为与陈的工作牵连，我们被关押了五年之久，现在又联系，我们有顾虑。领导同志鼓励我们说，现在不会了，以后如有什么问题找我好了，我会替你们说话的，这是组织上交给你们的工作。我们当时听了笑了笑，没说什么，但我们还是担心。尽管有如此想法，工作任务还是认真地去完成。因为我们都曾经是他的部下，共事多年，至少互相之间是比较了解、比较熟悉的。

　　事情的发展证明了我们的担心。事过近四年之后的年，有关单位领导要求我们重新写检查交待。就在这年的5月5日下午，当时向我们交待任务的领导同志打从今天起不要再与陈伯达联系了，也不用向他做什么工作了，到此为止。向你们问好。就这一句话，别的什么也不说。

后来听说，要我们与陈伯达联系确实是根据中央的指示。这样才平定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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